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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少杰74:“二月逆流”的缘起

来源:公知看天下    发布时间:2017-08-13   单少杰

【74】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说话者所要“大乱”的天下,指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大员掌有许多实权的天下;说话者所要“大治”的天下,指的是他本人能够再度统揽大权以及能够实施他的诸多共产主义空想的天下。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1966.7.8)中的一句话,后成为一句名言。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反复诵读它,用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者也频频引述它,用以探寻这位老人家何以要发动这场革命的思想脉络。〔王年一先生曾把载有这句话的据说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比作“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之一;王着:《大动乱的年代》第1篇第1章〕就字面看,这句话大而化之,有点类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的话,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拿来说一说。就内里看,这句话特有所指:说话者所要“大乱”的天下,指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大员掌有许多实权的天下;说话者所要“大治”的天下,指的是他本人能够再度统揽大权以及能够实施他的诸多共产主义空想的天下。

因此,毛设想中的这个由“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替权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实际发展过程也显示了这一点:先是1966年秋冬如火如茶的造反运动,继是1967年1月狂风骤起的夺权运动。

从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之所以支持这一夺权运动,除要解决领导权归属问题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即不仅要将许多权力从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手里夺回到忠于他本人路线的人手里,而且要运用这夺回来的权力大治他的天下。

老人家毕竟是党、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下最终还是由他个人说了算。因此,他鼓励造反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只能去反那些不听他话的人,而不能反到他自己头上来,只能去乱政敌的部署,而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上演的仍是那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老戏。

当群众运动不仅打倒了毛本人想打倒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而且打倒了毛未曾想打倒的许多当权派时,当这一运动不仅搞乱了毛的政敌的部署,而且搞乱了毛自己的天下时,他就不会再放任这种局势没完没了地发展下去,而要设法控制它,赋予它一定秩序。

若要做到这一点,毛就必须重建权力系统。这种重建权力系统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夺权”的过程。

那么,要让哪些人来夺权呢?

用毛的话说:一是“革命干部的代表”,代表着能够对刘邓路线反戈一击的党政系统干部;二是“军队的代表”,代表着能够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军队系统干部;三是“革命群众的代表”,代表着造反派组织以及从背后操纵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三方面的人,构成一种被称作是“三结合”的权力系统,以替代原有的权力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30日)〕

那么,要夺哪些人的权力呢?

在高层内要夺什么人的权力,毛心里很清楚,即要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以及与他们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政务大员(如薄一波)和一部分军方大员(如贺龙、罗瑞卿)的权力。这一任务到1967年初就已大体上完成了。

可是,在高层以下要夺什么人的权,他就不清楚了,也不可能很清楚,只是十分笼统地说要夺各地各部门的“走资派”的权。

至于他心目中所设想的“走资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就过去而言,指的是那些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二是就当下而言,指的是那些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

至于在各地各部门中,哪些领导干部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哪些领导干部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不可能搞得一一清楚了,而只能藉助手下人——当时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各地各部门的造反派——来进行确认并予以打倒。

然而,毛所使用的这些手下人,大多是靠造反起家的,大多是靠批斗领导干部而使自己获得显赫地位的。因此,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在于打倒领导干部,并尽可能多地打倒领导干部。结果,他们把毛本要打倒的与刘邓路线关系密切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执行过刘邓路线的当权派;把毛本要打倒的敢于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当权派。

这实际上是要打倒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原因十分简单:其一,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与此相应,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大都听命过他,或说大都执行过他的路线;其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既显现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景象,又生出了许多背情悖理的事端,使得大多数人不理解,至于那些首当其冲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更感困惑了。

因此,与“夺权运动”相伴随着的,便是“打倒一切”。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被造反派打落了乌纱帽。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除了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外,其余者不是被打倒,就是被勒令“靠边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此会议结束数月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其中许多人被戴上了高帽子游街,被罚跪大庭广众面前,挨打,挨骂,蒙受各种羞辱。

与“打倒一切”相伴随着的,便是“天下大乱”。在大多数地方,旧的权力机构已被冲跨,新的权力系统还很难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了权力真空状况,或说是无政府状况。当时,全国所有省一级党政机关都先后发生夺权运动,但只有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五省市的夺权运动得到中央的迅速认可,〔上海市1月6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夺权者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写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以示认可;山西省1月14日夺权,《人民日报》1月25日发表认可性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贵州省1月25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1日发表认可性社论《西南的春雷》;黑龙江省1月31日夺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认可性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山东省2月3日夺权,《人民日报》3月2日发表认可性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另外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运动全都处于难产状况,其权力系统大部瘫痪,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各地夺权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也给执政党中央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因此而激化了其间业已存在的许多矛盾。

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党高层内,主要夺党务系统诸大员的权力,而对于政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不仅不予夺权,反而多有倚重。

权力与责任一致。既然这两个系统的许多领导人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仍负有相应的责任:政务系统大员仍负有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责任,军队系统大员仍负有完成国防战备任务的责任。

因此,他们对于眼前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的形势不能无动于衷。

另外,这些大员们除了负有职权上的责任外,还负有为许多已被打成“走资派”的人鸣不平的道义——勿宁说是一种情义。

迢些尙在台上的人与那些已落台下的人,多有密切关系,或是在长期工作中建立的业务合作关系,或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袍泽故旧关系。

国务院分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与各省市主管经济事务的负责人,就有过许多“条条”上的业务关系。他们每年都要数度见面,或核查本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或商讨下年度计划安排问题;平时还保持经常性电话联系、作请示,或予指示。长期如此合作,自然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且相互照应的关系。

“文革”爆发不久,大多数省里的干部或被“揪出来”,或被“靠边站”,而身居中央的李先念虽处境也不太好,但还能够说上一些话。

这种情形对于后者不免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本来大家一起做事;如今其它人因做了大家一起做的事而受到打击,我能够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

在后来的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虽不是主角,但也站起来说话了,抱怨造反派整老干部太过,并坦言自己曾为此数度落泪。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与华东地区一些省市负责人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不显、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曾长期在一起打江山,同属一个“山头”:第一次国共战争时,同属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游击队;抗日战争时,同属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同属华东军区或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他们之间的关系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如今,老部下们纷纷落难台下,有的竟被造反派强行揪走,生死不明;而老首长陈毅、谭震林还能频频出席中央会议,还有一些发言权。这对后者来说有一个紧迫的选择:若要明哲保身,只需闭上嘴巴;若要念及袍泽之情,就得开口说话。

陈与谭本来就属那种既重感情又爱说话的人,为党中两门“大炮”,此次也不例外,只是结果有些特别了:前者口角生风,大会讲,小会讲,滔滔不绝且愤愤不平,以致留下话把,让造反派变出一个《陈毅黑话集》;后者口无遮拦,为老部下陈丕显被造反派扣留事而虎啸怀仁堂,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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